1930年5月的一天，彭德怀和滕代远指挥红五军攻打江西修水县城。
由于修水县城城墙坚固，城内又有国民党正规军坚守，因而很难攻入，担任主攻的第五纵队发起多次冲锋，都被敌人压了下来。
时为红五军第五纵队第八大队政委的黄克诚，身先士卒地率队奋勇攻城。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手握钢枪背插大刀的黄克诚边冲边开枪，冲到城墙下又攀着云梯往上爬。
八大队的将士们看见政委跑在最前面打冲锋，士气大振。黄克诚第一个飞身跃上修水县城的城墙，他打开了缺口，取得了战斗胜利。军长彭德怀走上城墙，四处询问第一个冲上城墙的戴眼镜的人是谁？八大队的官兵回答说：“那是我们新来的大队政委黄克诚！”彭德怀走到黄克诚面前高兴地说：“打一仗认识一个人，打修水让我们认识了黄克诚。”
黄克诚高度近视。
在战争年代，只要攻克一座城镇，黄克诚就要到眼镜店配上两副眼镜，以备一旦眼镜被打坏，可随手掏出另一副戴上。
1934年11月初，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的红军在突破第二道跳封锁线后，匆匆向宜章方向行进。此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队伍中不时有人滑倒，泥浆满身。身为红三军团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不时停下来，招呼掉队的战士跟上。当时，同样也是一身泥水的他不敢戴眼镜，生怕因摔跤把眼镜弄坏。他把眼镜收好，让警卫员用小木棍拉着他走。
这时，红十一团政委王平看到师政委黄克诚这副样子便有意逗他。两人一起走时，王平装出要跨过沟的样子，跳一下，黄克诚也跟着跳一下，连跳了几次，他才发现原来王平是在与他开玩笑，笑着斥之曰：“捣蛋鬼。”
王平后来是开国上将，他恶搞上级领导黄克诚的这个故事后来传为笑谈。
黄克诚生于1902年10月1日，湖南省永兴人，家境很贫寒，靠父辈们每家抽一担谷子作学费才上了学。1922年，黄克诚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年后入了党。
开国元勋中毕业于师范学校的人不少，仅开国大将中就有三名师范生，黄克诚毕业于衡阳的湖南三师，粟裕毕业于常德的湖南二师，许光达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
师范毕业生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是毛主席了，他毕业于湖南一师。
黄克诚1925年入党后，先在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任职，参与了北伐战争。1928年湘南起义中参与领导永兴起义，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率部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担任中央红军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团长、红五军、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随后跟随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并到达陕北，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和红军总政治部部长。
抗战期间，黄克诚担任了八路军115师第344旅、第二、四、五纵队政委，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等职位，参与创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黄克诚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职。
1948年11月18日，辽沈战役刚刚结束16天，中央军委就决定发起平津战役。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
黄克诚这次天津任职，是由毛主席点将的。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毛主席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1949年1月14日10时许，攻城部队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15时，战斗胜利结束。16时许，黄克诚率军管干部进入天津，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接管。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城市，黄克诚利刀斩乱麻，4个月就把天津稳住了，全面恢复了生产，城市管理与建设成绩卓著。
开国大典后，1949年10月底，黄克诚抵达湖南，开始履职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这一次，又是毛主席的亲自点将。
黄克诚在湖南主政3年，消灭了封建势力，根绝了百年匪患，发展了生产，培养了大批人才，安定了社会。湖南人民安居乐业，一个崭新的湖南，展现在世人面前。
黄克诚在湖南正干得起劲，1952年7月，毛主席又亲自点将，调他到北京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1954年10月31日，黄克诚出任军委秘书长。同月，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黄克诚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他又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
1958年8月31日，黄克诚接任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1959年，黄克诚被罢官，长时间受审查。罢他官的，也是毛主席。
1977年，黄克诚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狠抓党风。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举报：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公款请客，花去400元。黄克诚得知后指示：要查，不管涉及天王老子都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
杨勇、张震在战争年代都是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勇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不服，黄克诚给他打电话，说：“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杨勇放下电话就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随后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还作了检讨。张震回忆，当时有不少人说情，并要求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黄克诚都不让步。
正人必先正己。黄克诚直到晚年，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他住的是一座五十多年前盖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顶多处出现裂缝，下雨时要用脸盆接水，墙皮也大片剥落。管理部门曾提出拆掉改建，黄克诚嫌花钱太多，没有同意。他说，把漏雨的地方修补一下就行了。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
1978年，黄克诚30岁的小儿子黄晴准备结婚。黄克诚很高兴，把操办婚事的事情交给夫人唐棣华，说：“我的原则是，儿子结婚是好事，但不宜大肆操办，一切从简，绝不能动用公车。”黄晴听到这话，有些不高兴，负气地说：“我又没说要用公车！再说了，就是用公车，我付油钱总可以吧？”
黄克诚把子女们全都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板着脸说：“我们家比起现在有些干部家庭可能要求得严一些，生活简朴一些，清贫一些，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普通百姓比呢？以前，你们没有沾过我的光，倒是跟着我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你们个个争气，靠自己的本事有了好工作，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很好，我非常欣慰。以后，还要保持这种本质，更不要想着沾我的光。”
大女儿黄楠打趣道：“爸爸，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可你老人家不是老百姓。”黄克诚生气地提高了嗓门，说：“那和毛主席比一下吧。毛主席在世时，他是怎么生活的？他的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现在毛主席还健在，他会怎么做？我们要学会知足，不要攀比……黄晴结婚，简单点有什么不好！”
黄晴这时候忍不住笑了，说：“我们早就商量好了，决定像你和妈妈当年结婚一样，用自行车当婚车，接新娘子回家！”黄克诚这才开心地笑了。
黄晴结婚那天，兄弟姐妹们组织成一个自行车接亲队伍，把新娘子接回了家。一行人骑着自行车，一路按着车铃，车头上都扎着喜字、红花，很是热闹。黄克诚夫妇把家人和工作人员邀集到一起，吃了一顿便饭，就算办完了喜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党内出现了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对此，黄克诚深感不安。
1981年4月10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黄克诚同志写的《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文。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华楠撰写的《征途感录》一书，披露了这篇重要文章刊发前后的一些信息。
黄克诚这篇文章原本是1980年11月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1981年初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黄克诚的秘书把此文交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征询是否可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华楠感到文章内容很翔实，感情很真切，是一篇站得很高、看得很远、非常感人、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很快报告总政领导并征求报社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赞成发表。
黄克诚说：“请你们报告小平同志批准再发。”
邓小平看后，同意发表，并批示胡乔木在文字上把关。胡乔木在文字上做了个别修改，加上了总标题和小标题，又加了一段：“1936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华楠拿到胡乔木改稿后，又一次征求黄克诚意见，黄克诚说：“可以了。修改稿中把称谓‘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我不习惯，从感情上过不去，还是‘毛主席’好！”华楠接受了他的意见。
4月10日，《解放军报》以发表了黄克诚的这篇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
在这篇文章中，黄克诚以浓重的笔墨，深情回忆了在中国革命最危险、最关键的历史关头，毛主席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以革命战争的亲身经历，具体地印证：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郑重指出：“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镛、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政治素质、军事技术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两支队伍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失败了。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也经历过曲折，受过损失，却能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呢？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对于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和发展，怎样才能存在和发展这些关键问题，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也是和井冈山红旗的影响分不开的。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这么一套正确的东西就非常困难呀！那时的党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没能搞出这一套。毛主席当时比我们确是要高明好多倍。我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始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以后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
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1959年之后，黄克诚靠边站的时间长达18年，多次受到错误批判、打击，直至被撤职、降级、脱军装，身陷囹圄，吃尽了苦头。但他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丝毫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写下了如此情真义切的长文，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这对于当时如何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81年，黄克诚和夫人唐棣华在玉泉山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病逝，享年85岁。与他长期患难与共的妻子唐棣华亲拟一副挽联：
为人复何求，少逢国危，坚信马列，青年从戎，毕生尽瘁，幸得见中华民族光荣屹立；
即死无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国运日兴，人才辈出，惜不随全党同志再尽绵薄。
黄克诚去世后，一次总参领导请传记组和黄克诚子女吃饭，说起黄家子孙没有一人参军，如果有意愿，总参可以直接安排接收。黄克诚子女当场表示感谢，但没有一人接受。（刘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