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市场上的小物件，平常并不起眼，如有问题，却会破坏诚信、扰乱市场；职称，是科研之秤，既称量学术水平、科研成果，也称量科研队伍以至科研体制，此秤不公或者乏力，同样会破坏科教秩序，阻滞科研步伐。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教学科研队伍不断壮大，有人甚至戏称重点大学校园内“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导”，学者遍地走，专家满天飞。按理说，我们应当举杯相庆、信心满怀。但一个严峻的事实却是，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创新指数明显滞后于科研规模，一些所谓知名的专家教授好像很难走上世界科研前台、引领国际学术潮流，近年来更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萦绕整个学界，令人唏嘘不已。个中缘由肯定是多方面的，但以职称为代表的科研评价机制恐怕也难辞其咎，如对其稍加关注，就会发现不少怪象。
图为美国大学的课堂情景 张思赫摄
一是“产品注水”，和许多国家相比，我们并不缺少科研成果的一系列评定规则，支持学者在一些国际权威杂志如《科学》《自然》等发表著述，也认同SCI索引指数，但在国际学术的评判体系之外，我们有过多的自我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各种参差不齐的学术期刊，名目繁多的成果认证，为国内科研评价开拓了广阔领地，也让许多人完全可以借助科研成果量上的丰硕来掩盖甚至弥补质上的平淡，从而完成个人的“学术飞跃”。为了晋级晋职，搞科研不瞄准国际前沿，不考虑实际意义，只是加速打造、以量取胜，平均每天“创作”数万言者有之，几年内著作等身者有之，一本专著改头换面出版三四本者有之，一篇论文掐头去尾多处发表者有之，造成许多所谓科研成果高产低质、鸡肋成堆，各种著述汗牛充栋，一挤一压水流成河。
二是“奇货可居”。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科研评价体系的自身不足，以及相关约束机制的松垮疏漏，共同助长了林林总总的学术寻租现象。有的评审专家或评选机构把专业职称、科研项目等明码标价，变成商品贩卖。科研机构用尽手段跑项目、拉赞助，科研人员使尽浑身解数上台阶、争立项，明规则扭曲变形，潜规则大行其道，学术丑闻接连不断。有的学者本无学术权威，做大成名后便恣意消受学术名誉，戴着专家的帽子四处游荡，活跃于社会各界，热衷于登台上镜做节目，做很少的科研工作，要很高的出场费，学术操守荡然无存，负面导向莫以此为甚。
三是“自给自足”。学术范围内拉圈子、搞门派，却不做真正的学术批判与竞争，在内部师生传承、近亲繁殖，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师父出题徒弟做，师叔打分同门评，平日里一个锅里捞饭，考核时“四世同堂”。一个小的学科可以平庸地传承几年甚至十几年，一个不大的专业领域可以养活一大群自娱自乐的学人。门派之间或你好我好、利益均沾，或各说各话、互不往来，或口诛笔伐、学术械斗。对于这样的圈子来讲，学术领域就是自留地，搞科研就是搞承包，各种评判考核就像安排自家家务那样独立自主，容不得干涉，听不见批判，也不需要拿到国际上去推介检验。这样的学术利益团体多起来，又怎能堪当科技创新的重任，又怎能在全球科技浪潮中开拓引领呢？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从事科研，评判和检验科研都是神圣之事，关乎科教兴衰，影响国家强弱，来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丝毫亵渎。我们的教育规模很大，科研机构很多，发展潜力巨大，在实施科教强国战略的进程中，同样需要以强大的改革决心，建立健全公开、透明、公正的科研评价机制，将监督、追责、奖惩、诚信等要素充分而又科学地运用到学术评价规则当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破除建设科技强国的羁绊，将我们的科研工作推上更为规范更为高效的发展之路，让科技创新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